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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体育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一直真实地反映农民的问题，比同期、同时代的小说有着明显的深度和广度，大多数同类作品都有着简单化和图解政策的倾向和痕迹。比如同类作品为了形成推动情节发展的矛盾冲突，在反映政策给农民带来利益的同时还描述了政策的不完备带来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多数作品多是由党从上而下给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而证明党是英明的这种单一主题，赵树理不同，他在提出问题时常常不给出解决方案，在作品中形成一个个看似平缓的叙述节点。由于这些节点不能象一般作品一样有被及时解开，那种矛盾化解的快感不能产生，就会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形成阴影，这种问题一个个出现，又总是没有解决，尽管作家几乎从不刻意强调这些问题，但阅读完毕后这重重阴影会积聚成一个沉重的压力：现实远没有那么乐观，同样的苦难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赵树理的作品不但反映农民的苦难，对农民的劣根性也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但他对农民却总是有着一种爱，对农民的批判也加上一层宽容。因为他真正了解农民的艰辛，真正理解农民的需要，且没有那些西方的现代理论左右他的思维，所以，在进入精英层之后，他比其他作家的精英化程度也要弱得多。

　　在《锻炼锻炼》里，作家对生产队的是处处可见的。小说看似在讽刺落后农民，实际是讽刺公有化后对农民的利益的损害。“小腿疼”是个落后农民，这个“落后”不是假落后，也不是不爱“社会主义”的Hale Waihona Puke Baidu政治性”落后，而是在任何时代都被人讨厌的、喜欢算计的农民典型。她除了这点“落后”，其实也没损害大家什么，只是对自己的东西看得太重，总想让自己的生活再踏实一些。但在高度公有化的生产队中，她的自私就破坏了集体劳动氛围，造成其他农民积极性不高。虽然在队长的设计整治下，“小腿疼”被骗到了生产队一起劳动。但是，下次呢？下次如何再让这样一个精明的农民上当？其实，作家在借此为农民鸣不平，超前的公有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看不惯，又不能明确地表达。只能以这种曲折的方式进行。《锻炼锻炼》进而由对冒进干部的批判表达了对国家的错误政策的不满。这些干部可算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国家控制一切资源的前提下，他们已经只能靠国家权力维持自己的权威KK体育，于是，国家的提倡便是他们的唯一行动标准。就是说，民间的需要已经被完全剥离了，农民的利益随时可以被置之不顾，在《锻炼锻炼》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以“集体”的名义剥夺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苗头。

　　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和解争端，人们常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他给人平息事端，主张“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办事的人就还得“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产生于“问题小说”贬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作者仍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反映农村生活，不讳饰小农意识的顽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艺术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撒泼闹事，“吃不饱”的贪吃懒做、拨弄是非、背后撺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农民消极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和清除小农意识的长期性。

　　赵树理作为进入精英层的农民作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的变化而放弃对底层的真正关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并没有左右他的立场。

　　赵树理的作品在发表后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他的非精英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思想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在文革来临后不久一代著名的农民作家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文革中的“”看来，他的思想已经与时代脱节，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应该被历史淘汰。

　　显然，“乡村民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农民”的一个视角，无论是对乡村的现实的悲悯还是浪漫的诗化，都不能看作是真正“乡村的民间”，而是“文人(或人文)的民间”，而从本质上说，它们已经不是民间了。

　　真正富有某种“原创”色彩的乡村民间叙事的首创者是赵树理。虽然赵树理一向被认为是坚持“二为方向”的代表作家，是《讲话》以后最典范的“主流”作家，但他的小说的活力和鲜明的喜剧式的叙事风格，无疑源自其对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精神的吸纳，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虽然也注入了社会变革、人的解放的主题，但实际上作家在面对这些政治内容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化地套用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而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的。为什么他小说中前台的主要人物给读者的印象还不及那些次要人物深刻?为什么像“三仙姑”和“二诸葛”这样的人物不过三言两语就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这些小说为什么让人百读不厌?这是因为作家对纯粹的而没有经过“修改”和扭曲的、未经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的民间文化因素与民间艺术传统的特别地道和抓住了神髓的把握，类似“米烂了”和“不宜栽种”等民间叙事因素是其小说充满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在50年代发表的《登记》、《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之所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的一贯风格，还具有活力，也是因为这一点，“小飞蛾”、“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饱”……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才依旧具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的神采与魅力。但也很明显，由于作家不得不对其原有的纯粹民间性的叙事方式有所改变——以表示其“进步”性和“自觉服务”的立场——《登记》要逊色于《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如果不是作家刻意表现了两个喜剧式人物的话，也会平淡得多。至于《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这样几近沦为“先进人物通讯或特写”的小说，则已全不见了赵树理所本有的天分与活力。一个新文学史上杰出的特色作家就这样江郎才尽，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原因就在于真正的乡村民间社会空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可能，而赵树理所赖以依托的民间性的文化因素——那些古老农业家族谱系上的人与事、情与态也就随之消亡殆尽了。

　　王聚海的“和事不表里”，表现在杨小四贴出批评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大字报，大闹村工会的风波，正当大伙想让小腿疼受点教训----送乡政府时，他怕收不了场，站起来让小腿疼回去了；而且在杨小四征求他要不要出大字报时，他却坚决主张不要出。

　　他还表现出自以为是的强权主义，主观臆断、刚愎自用、不分是非，以他的势力来压人----他从城关开完会回来后看到杨小四他们在开会，便以为是争论那张大字报的问题，便走上前让他的老嫂子小腿疼回去，助长了小腿疼拒不交待偷花的事实。

　　人物“小腿疼”和“吃不饱”是作品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作为农村的落后妇女，两个人除了好吃懒做、爱占便宜的共同特征之外，还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小腿疼”是一位落后的老年妇女。她在村里的辈分高，平日里倚老卖老，刁钻、撒泼。年轻时“小腿疼”为了支使丈夫，“落下”个腿疼的“病根儿”，高兴事不疼，不高兴时就疼；赶集、串门、走亲戚、赶庙会时不疼，干活儿时就疼。后来丈夫死了，儿子还小时不疼；等到儿子结了婚，为了支使儿媳妇，就又疼了起来。不允许儿媳妇下地劳动，每天在家端水、送饭的伺候她。到了有便宜活儿的时候，她总是少不了她。因此，当听说允许“自由拾花”后,她立刻盘算怎样能多捞一点儿。当她的“自由拾花”被发现时，她不仅破口大骂，还大闹了社里的会场，最后迫于压力，才承认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吃不饱”李宝珠则是位有着“新观念”的落后人物。李宝珠年轻漂亮，在周围十里八村是数得着的“人物”。她认为“女人一生的幸福是由男人决定的”，为此要找一个吃供应粮的“干部”结婚。几年过去了，干部没找到，只好找个农民，李宝珠又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诸如，结婚后不下地干活儿，在家里掌握经济大权，家里的活儿只管做饭，等等。结婚后，由于丈夫并不符合她心中的“标准”，她又认为不必“从一而终”，应该进行重新选择。于是，她不把丈夫当成自己人看待。平日里，丈夫吃什么、丈夫穿什么，都由她决定，丈夫不许有任何异议，否则就离婚；自己则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买什么。当社里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她却以粮食都被丈夫吃光了为借口拒不参加，并由此留下个“吃不饱”的名声。在“自由拾花”的过程中，她四处“撺掇，搬弄是非”，又胆子小，能见风使舵。当“自由拾花”被捉后，她立即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当众认错。小说相当细致地刻画了她们既可憎又可笑的形象。其他人物，如老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杨小四等的形象也很鲜明。

　　主题小说以揭示“争先社”矛盾的两张大字报为中心线索，写出了农业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通过对“小腿疼”闹社房、“吃不饱”拨弄是非和棉田里风波的描写，展现农村落后群众好吃懒做、损公肥私的行径，以及老主任王聚海对这种行为的一味迁就，副主任杨小四等对这种自私行为所作的斗争，相当深刻地揭示出“”时期农村沉重而复杂的社会现实，曲折的表达出作家对农村问题的思考。

　　在赵树理之后的当代作家中，真正能够“下降”到民间意义上的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几乎是难觅其踪的，在赵树理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山西“山药蛋派”作家们虽然继承了赵树理小说中写人记事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喜剧式的笔调，但在整体意识上却很难接近民间文化的根系，并写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和真正具有农民文化内涵的人物。仅仅是在民间性的因素上也是越来越少的，建国之交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还有一些踪迹(如老孙头一类人物等)，再到梁斌的《红旗谱》中就已经把最初朱老巩一代的传奇故事装饰成了革命家族的历史，再到浩然这一代作家那里，乡村生活已经必须完全按照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模式来安排了。

　　小说还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农民群众中消极落后意识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党的某些干部对其采取了姑息纵容的错误态度。它并不孤立地描写“小腿疼”、“吃不饱”损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谈举止，而是同时描写社主任王聚海对其不讲原则、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风，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风，使“争先社”里解决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杨小四等人采取了与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说由表现农民内部的思想意识斗争进而表现干部队伍中思想作风的矛盾，既明确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主旨，显露了批判矛头所向，从而体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副主任杨小四，1957年改选时任职，可他一个年轻干部，便是王聚海眼里坚持需要锻炼锻炼的人。而他却是个精明干练、敢想敢干、有头脑有思想的青年干部。他不怕招惹麻烦，贴出的批评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大字报并在小腿疼大闹村工会的威胁下没有表现出一丁点退缩的意思而是主张要把小腿疼送到乡政府给她点教训，压压她的嚣张气焰。

　　在村支书和村主任去城关开会把整风和生产交给他组织时，他表现出的有组织、有方法、果断、坚决治了小腿疼的“腿疼”，也揭了“吃不饱”的比谁都吃得饱的谜。他在一开始安排生产工作时的讲话，把当前生产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接下来的工作分配的合理有序，规定的处罚方式也妥当严密；在开始摘棉花的当天在地里杨小四当着各队长和群众的面，又具体部署了各队的工作和任务，没有给那些偷花、找借口不出工的人留任何可乘之机；在他发现小腿疼等四人偷花的事实时，又组织开大会的形式让她们交代；又有计谋的把最难对付的小腿疼放在了最后，让她先产生极大的压力不得不交代事实。-----不难看出总是要求别人锻炼锻炼的“和事佬”-----王聚海主任本身确实还得锻炼锻炼，而王聚海眼里需要锻炼的年轻干部杨小四却表现出果断、干练的工作作风-----不仅治好了最难斗的两位落后妇女，更很好的调动了农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