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行业资讯 发布时间：2023-07-20 23:14:49 浏览： 次
KK体育两天来，伊拉克首都南部某处挖出了上千具骨骸，于是BBC抢先作出报道，认为该万人坑可能涉及“伊拉克政权于1991年杀害的什叶派异己分子，总人数可达15000之多”。消息见后，笔者除对该媒体的大胆假设感到吃惊外，又联想起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媒体的一系列“乌龙”事件。
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不经专人、专家的详细调查，媒体人员如何能够辨别骨骸是属同一民族的哪个宗教团体？其次，即便是什叶派不幸受害，为何肇事者就一定是伊拉克政府而非1991年狂轰滥炸的美国当局？再者，媒体人员又是根据何种灵感推论埋葬人数可高达15000人?
记得最近英军占领伊拉克巴斯拉市之后，媒体也一度报道过“在一个仓房里发现数百具遭伊拉克当局的死者骨骸”一事。经全球媒体炒作了几圈之后，该事件突然就不了了之。事后笔者仔细追踪之下，才了解到死者涉及八十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朗阵亡士兵。虽经两伊当局长期交涉，伊拉克当局始终没有
将这些骨骸交还伊朗。事实虽然如此KK体育，各大媒体却无意作出任何更正，对他们说来，反正萨达姆胡笙臭名昭著，免除一些罪行，也不能改变其万恶本质。至于新闻道德…或许也远远不及煽情与编造故事更具提高销路价值。
话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罗马尼亚动荡不堪，全球媒体一度同时传播着从该国反叛集团发布的几个镜头：几具刚由地下挖出来的尸体赤裸裸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死者年龄不等，胸腹上经过缝合的痕迹清晰可见。其旁白则是，“这些人都是共产政权安全人员暴行之下的牺牲者”。数星期后，共产政权崩溃，总统齐
奥塞斯库夫妇也遭叛军枪决。突然间KK体育，个别边缘媒体又传出“那些尸体其实是经某医院解剖之后才埋葬的病亡者”。
消息来源地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刻意传播错误消息的例子在全世界多得不胜枚举，之所以提及此事件，主要是因为欧洲学术界事后对该事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议题是，“为何全球媒体明明知道受骗上当，却不愿加以纠正？”最后，一致结论是，大多媒体将错就错，原因在于散布该错误消息可以达到的目的。
此外，打从91年开始，主流媒体（当然是指西方）便不时报道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现多处万人坑的新闻。当然，根据这些报道，也就构成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进行“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主要理由。甚至直到今天，每当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试图采取激烈行动逮捕南斯拉夫谋通缉犯之时，媒体又会自然而然地以大肆报道“在某地发现万人坑”加以配合。实际上，无论是联合国派遣的专门调查组，或由西班牙中立人士组成的调查组，经过多年的辛苦挖掘，就始终没发现任何万人坑。非但如此，甚至集合所有挖掘出来的尸骸总数，也不及北约组织炸死的老百姓人数。
众所周知，联军攻打伊拉克的主要指控为“勾结”和“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这两方面主流媒体也极尽渲染之能事。问题是，联军在有罪推论、不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摧枯拉朽地攻占了伊拉克这块石油宝地之后，似乎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举证责任。但是不急，如果占领当局不能胜任此艰巨工作的话，依凭媒体的无边想像力，任何“证据”均是唾手可得。等到客观的民众感到不对劲时，其注意力又会转移到主流媒体重新设置的新闻议题，不论它是北韩的或SARS所暗藏的。2003/5/15
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媒体“一体化”现象。笔者过去曾讨论过中西欧与自由主义派媒体工作人员纷纷靠边站的趋势，但却不曾涉及“一体化”的具体过程。以下，不妨从一段真实采访记录，为此新生事物添加注脚。该采访系由法国电视二台主编莫利诺先生（Jacques Merlino，参见其著作《南斯拉夫的实况不好说》）主持，采访对象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大众事务社路得芬公关公司（Ruder Finn Global Public Affairs，美国公司）的社长哈尔夫先生（James Harff）。
哈：很简单。我们主要靠的是一份名单、一台电脑和一台传真机。名单上，收集了几百个政治家、人权组织代表和大学工作人员的名字。为使消息有效地影响宣传对象，我们根据题目性质用电脑挑出适当人选，电脑又与传真机联在一块，我们只要认为这些人会有所反应，几分钟内便可准确地把信息传递出去。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快把信息广为传播，让那些与我们合拍的观点成为最早的舆论意见，因此速度是至为关键的。只要某条信息对我们有利，我们就立即采取行动，使它成为大众舆论。我们很清楚，先入为主的意见才算数，此后他人提出的任何辩解丝毫起不了作用。
哈：关键不在于次数多，而在于有本事适时地影响适当人选。我不妨给你透露几个数字：从6月到9月，我们针对重量级的报纸发行人组织了30次消息发布会，13次独家消息发布会，共传递了37份官方信函和 8份官方报告。我们还举办了多次会谈，让波斯尼亚教的政要与美国副总统候选人戈尔(AlGore)、在政坛上挺活跃的国务院秘书长伊构伯格（Lowrence Eagleburger）和十位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其中包括密丘尔（George Mitchell）和多尔（Robert Dole）接触。我们与白宫官员与参议员分别打了48和20通电话，与记者、社论家、电视新闻播报员和其他媒体权威人士也打了上百通电话。
哈：我们很成功地让犹太人站在我们这边。这事作起来挺棘手，风险很大，因为克罗地亚总统突基曼（Tudjman）在他的《历史事实的歧途》一书中措辞很不小心，谁看了这本书都会指责他是个反犹太主义者。至于教这一头，情况也不妙，因为其总统伊兹别哥维奇（Izetbegovic）在他1970年推出的《教声明》一书里言辞之间过于一面倒向教国家。此外，过去在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的确曾发生过残酷迫害犹太人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所设的集中营曾消灭了数万名犹太人。因此犹太知识界和各犹太组织有充分理由敌视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要把这情况给巅倒过来，对我们说来当然是个很大的挑战。结果，我们的工作出类拔萃。就在1992年8月2、5这两日，恰好纽约的《新闻日报》（Newsday）把塞尔维亚人设立集中营的消息给抖了出来，所用的标题是“死亡之营”、“古拉格”（Gulag）和“塞族的死亡之营”（笔者按：该报导随后为德国记者戴希曼Thomas Deichmann指出为捏造）。我们趁机把犹太人
的3个庞大组织争取到我们这边：反诽谤同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美国犹太人议会。
我们向他们建议，在《》上刊登一条广告，同时在联合国大门之前发动一次抗议集会。结果出奇地顺利。犹太人组织对波斯尼亚教徒的支持，对我们说来，的确是个非常出色的部署。不过是举手之劳，就让大众舆论把塞尔维亚人置于纳粹分子的地位。你知道，南斯拉夫问题极为复杂，谁都不知道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其实，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会问“波斯尼亚究竟位于非洲的哪一带？”而一瞬之间，我们就编出了一个好人、坏人的简单故事。我们知道这件事影响极大。就因为我们争取了犹太人而大获全胜。自此，新闻界急转直下，改变了整套语言，用上了很情绪化的字眼，例如：民族清洗、集中营等等，让人联想起纳粹德国、毒气室和奥西维兹（集中营）。情绪之激动使得没人再敢提出相反意见，否则就得冒风险让人指责为撒谎。我们算是击中了靶心。
莫：可是你们在8月2日到5日之间根本还提不出任何证据。当时唯一的依据就是《新闻日报》所登的那篇文章。
哈：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审查消息的内容真实与否。我们根本就没有审查消息的途径，但我说过，我们的任务在于把对我们有利的信息尽快传播出去，为达到这个目的，事先得仔细挑选宣传对象。我们并没有强调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设立了集中营，而是广为宣传《新闻日报》所强调的事件。
哈：我们是个中能手。我们得出色完成任务。人家付钱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宣扬道德学说，即便是负有责任，我们也十分坦然。如果你想证明塞尔维亚人是牺牲者，你就不妨试试，你的处境肯定是非常孤立。
哈尔夫先生的结束语的确是画龙点睛，一方面生动地描述了当前忠于职守的媒体工作者的艰辛，同时也不错过利用接受采访的机会为自己的“神通广大”广作宣传。走笔至此，自然需要探讨究竟是何方神圣差遣路得芬公司指鹿为马，同时为何此类公关公司能够在后冷战时期发挥如此大的“一体化”作用。
据美国陆军情报人员斯瑞上校（John Sray见“Selling the Bosnian Myth to America: Buyer Beware”《把波斯尼亚的神话推销给美国－买者当心》）1995年透露，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愚弄全球媒体与舆论的公司不只是路得芬公司，还有同属纽约华尔街的Hill Knowlton公司。后者于波斯湾战争期间曾一度名声大噪，原因是为了改善科威特的形象和加强美国军事干预伊拉克的借口，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妖魔化伊拉克士兵的谣言，而聘用该两公司的雇主恰好都是与美国友好的波斯湾石油输出国家。
斯瑞在书中详尽介绍了当时波斯尼亚各民族交战期间，塞族如何遭受迫害，如何再三陷入克罗地亚族与教一方所设的圈套，如何受到媒体、舆论的诋毁，斯瑞自己的忠实、客观报告如何不受美国政府的采纳，美国驻巴尔干地区的使馆又是如何地颠倒是非，“盲目”执行偏袒教与克罗地亚一方的政策…。
斯瑞显然是个忠于职守的情报人员，始终不渝地把所观察到的事实真相反映给其政府，而疏忽了其政府恰好要根据这些原始素材，拟定对国家扩张政策有利的方针，而各地使馆工作人员正是国家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机构，因此素材与政策之间必然出现了极大的“落差”。虽然如此，斯瑞先生从一个难得的侧面为市井小民们解答了一个问题，即没有强大霸权力量的支撑，上述公关公司本事再大也无法一手遮天。2002/11/2
